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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选：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。从这点出发，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，但只要有这点精神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
亨利·诺尔曼·白求恩（Henry Norman Bethune），于1890年3月4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小镇。
父亲马尔科姆·尼科尔森·白求恩是一位牧师，母亲伊丽莎白·安·古德温则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白求恩加入了加拿大远征军，成为一名担架员。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伤员的痛苦，激发了对医学的浓厚兴趣。
战争期间，白求恩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，他的勇敢和无私赢得了战友们的尊敬和赞誉。
战争结束后，白求恩决定继续深造医学，以实现他救死扶伤的理想。1917年，他进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学习，并于1922年顺利毕业。为了逐步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，白求恩前往英国，在爱丁堡医科大学参加了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考试。
在爱丁堡考试期间，他遇到了弗朗西斯——一位美丽的英国女孩，家境优渥，聪慧而温柔。在她眼中，白求恩不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医生，更是一位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。
她看到了白求恩内心那股为了理想而活的强大动力，也被这种动力所吸引。两人的婚礼在爱丁堡举行，弗朗西斯放弃了家族的财富，决定与白求恩共同为未来打拼。
白求恩对医学的执着，使得他忽视了婚姻中的责任与关爱。弗朗西斯始终不离不弃，但她逐渐感受到了白求恩对事业的极端专注带来的冷漠。在白求恩的眼中，事业就是生命，治疗病人、研究医学、推动革命才是最重要的。
然而，在弗朗西斯的眼中，婚姻意味着情感的连接，意味着两人能一同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。无论是在巴黎的日子里，还是在柏林、维也纳的那些学术交流上，白求恩总是把自己的工作放在首位，忽略了两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共同的生活规划。
白求恩与弗朗西斯移居美国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在美国，白求恩继续从事医学工作，先后在底特律和蒙特利尔等地行医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不幸感染了肺结核。
当时，肺结核被视为一种几乎没办法治愈的疾病，死亡率极高！作为一名医生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病的严重性。为了不拖累妻子弗朗西斯，他决定提出离婚。他认为，自己已经是一个“将死之人”，不应该让弗朗西斯承受未来的痛苦。
他在写给弗朗西斯的信中说道：“我不能让你陪我一起走向坟墓，你应该拥有更好的生活。”
弗朗西斯深爱着白求恩，并决心陪伴他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。他反复劝说弗朗西斯，甚至以冷漠的态度试图让她离开。最终，弗朗西斯在无奈之下同意了离婚，但她始终没放弃对白求恩的关心。
离婚后，白求恩前往纽约州特鲁多疗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。疗养期间，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，而是积极寻找治疗方法。当时，一种名为“人工气胸”的新型疗法正在试验中，白求恩主动要求尝试。
这种疗法通过压缩肺部来抑制结核菌的生长，虽然风险极大，但白求恩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手术。幸运的是，手术取得了成功，他的病情逐渐好转。
肺结核的康复让白求恩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思考。他开始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的疾苦，并慢慢地认识到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。1935年，白求恩加入了加拿大，成为一名坚定的者。
西班牙内战爆发，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前往支援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输血站，拯救了无数生命。
“我是一名医生，我的职责是拯救生命，无论这些生命属于哪个国家或哪个阶级。”
1937年，日本全面侵华，中国抗日战争爆发。白求恩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，得知中国正遭受法西斯的侵略，毅然决定前往中国支援。
他认为，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，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白求恩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：“中国正在为全人类的自由而战，我必须去那里，尽我所能帮他们。”他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加拿大和国际组织的支持。
1938年1月，白求恩率领一支医疗队从加拿大出发，经过长途跋涉，最终抵达中国。
在晋察冀军区，白求恩面临着极其艰苦的条件。医疗设施简陋，药品短缺，但他并未因此退缩，而是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投入工作。他建立了战地医院，并发明了“马背上的医院”，将医疗设施和药品装在马背上，随时随地为伤员提供救治。
白求恩还设计了简易手术器械，编写了战地医疗手册，为八路军的医疗体系奠定了基础。他不仅亲自救治伤员，还培训了大批中国医务人员，传授现代医疗技术和理念。
白求恩之所以成为全世界公认的英雄，正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个人命运与广大的人民解放事业紧密相连，始终站在最需要帮助的人一边。他从未因自己是外国人而感到隔阂，始终把自己的使命视为一个战士的责任。
这句话可以视为他国际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。他并不求回报，也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安危，一心只想为战斗在前线的人民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。无论前线如何危险，他总是坚持前往最艰苦的地方，去到最需要帮助的伤员身边。
1939年10月，白求恩在河北省涞源县为一名伤员实施手术时，不慎割伤了手指。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简陋，他的伤口很快感染了致命的丹毒（一种由链球菌引起的急性感染）。
尽管病情迅速恶化，白求恩仍坚持工作，甚至拒绝了上级让他休息的建议。他说道：“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不能因为一点小伤就停下来。”
他的身体健康情况每况愈下，高烧不退，伤口溃烂，最终不得不卧床休息。即使在病重期间，他仍念念不忘前线的伤员，多次询问他们的治疗情况。
在白求恩生命的最后时光，随着病情的加重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脆弱。脑海中唯一清晰的念头，就是对于过去的愧疚，尤其是对那位曾经深爱并为他放弃一切的妻子——弗朗西斯。
当白求恩想到自己再也没时间去亲自照顾弗朗西斯，或者做任何可以弥补过去遗憾的事情时，他写下了那封重要的信，给提起了自己的最后请求。
他在信中写道：“亲爱的聂司令员，我今天感觉非常不好，可能就要和你们永别了。请转告毛主席，感谢他和中国对我的信任。我在这里的工作虽然微不足道，但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。”
“请拨给弗朗西斯一笔钱，让她能好好生活，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，我曾经辜负了她。”
在信的最后，白求恩简单地交代了自己的后事和另外的事项，但显然，这份请求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，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弗朗西斯做出的选择。
1939年11月12日，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，年仅49岁。他的逝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深切哀悼。晋察冀军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，亲自撰写了《纪念白求恩》一文，高度评价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高尚品德。
写道：“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，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，对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。每一个中国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。”白求恩的名字被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，成为中加友谊的象征。他的事迹被广泛传颂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。
